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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活动。那个被塔伦蒂诺编排得非常单调的臭名昭著的切耳朵的镜头引发了一片抗议浪潮，相形之下，针对新酷儿电影的愤怒显得淡化了许多，尤其当塔伦蒂诺面对独立电影精神的坚决捍卫者的不满之声拒绝让步的时候。他们有时在放映中途站起来指责《落水狗》缺乏社会责任感。然而，塔伦蒂诺继续刺激他的批评者们。《落水狗》在埃及剧院举行了最后一场放映，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塔伦蒂诺后来称之为“费·唐娜薇（Faye　Dunaway）专场”，因为她就在观众席里。放映期间，一个男子站起来问道：“你怎么把影片中的暴力全部合法化了呢？”导演回答说：“我对你不了解，不过我喜欢暴力电影，我认为真正让人厌恶的倒是麦钱特�艾弗里的那些破玩意儿。”如今他会说：“暴力是你在电影中可以处理的最了不起的东西。爱迪生发明摄像机就是为了记录暴力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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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8）

塔伦蒂诺成长于1970年代，当时1960年代的影响依然很大。“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这两场沉重的打击基本上摧毁了美国人对国家的信念，”他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度，你听到的一切都是谎言。总统就像一只猴子，我记得我的父母常说：‘去他妈的政治，去他妈的蠢猪们。’”但是他的影片中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色彩。他的反叛很大程度上在文化方面，那是一个坏孩子的美学观，不仅吸取了马丁·斯科塞斯的街头电影、布莱恩·德·帕尔玛的惊悚风格，还吸取了电视连续剧和伴随他成长的功夫片的营养，一切受人尊敬的主流文化他都非常憎恶。他也许喜欢戈达尔（特吕弗太甜腻了），但香港才是他的巴黎，成本低廉的功夫片就是他的新浪潮。他是独立电影界的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对此他感到很自豪。

吉尔莫一直顾虑《落水狗》里的暴力因素。那一年的电影节在最后一波政治正确的发作中拒绝了尼克·戈麦兹的《引力定律》，比利·鲍勃·桑顿和汤姆·埃珀森合作的《错误行动》同样遭到冷遇，因为这些影片跟《落水狗》一样同属充斥着杀戮情节的类型片。圣丹斯的官方态度很清楚：“电影节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影院看了几部影片，我几乎一连24小时吃不下饭，因为这些影片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雷德福说，“太多的影片用暴力来吸引市场。那时我就常说：‘我们要再主动一点，去寻找那些更加边缘、更多实验色彩、更具冒险精神、决不因袭任何陈腐模式的影片。’”塔伦蒂诺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他说：“他们不能容忍出现两部枪战片？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有六部男同性恋影片。他们早该更名为圣丹斯男女同性恋电影节了。”

虽然塔伦蒂诺竭力掩饰着对同性恋的恐惧，《落水狗》跟1992年放映的同性恋电影的相似处远远超过了他所承认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落水狗》是这些影片的异性恋版本，标志着独立电影方向发生了震撼性改变，它们在迅速朝更加类型化的方向转变，即使其中有一种侵犯性和嘲讽性的后现代味道。随着《毒药》获得成功，1992年，新酷儿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最巅峰。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绝对不是因为塔伦蒂诺窃取了它的雷声。《落水狗》和《毒药》一样绝不妥协，而它无需肩负酷儿的包袱。

在塔伦蒂诺对待“那些麦钱特�艾弗里的破玩意儿”、“艺术电影”的虚无态度中，潜藏着影响《落水狗》的关键因素。《落水狗》是一部反艺术的艺术片，一部内行艺术和外行艺术的精明结合物。如果新浪潮把好莱坞电影的B级片法国化了，塔伦蒂诺则把那些法国杂种又一次美国化了，事实上对他们进行了再改造，用这种方式把法国电影中的老练和感性的特质带进美国土生的独立电影中。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