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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報紙炒作的熱門話題上，也往往能說出一番他人想不到、說不出的意見。魯迅兩篇有關&ldo;自殺&rdo;的雜文甚至有一種振聾發聵的力量。1934年曾發生秦理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自殺的事件，報紙上接連發表文章對秦夫人進行&ldo;誅伐&rdo;：有說自殺是&ldo;失職&rdo;、&ldo;偷安&rdo;的，&ldo;進步的評論家則說人生是戰鬥，自殺者就是逃兵，雖死也不足以蔽其罪&rdo;，等等。只有魯迅站出來為死者辯護。他向煞有介事的批評者提出了兩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對這樣一個被認定必要&ldo;殉夫&rdo;的&ldo;弱者&rdo;，在她生前苦苦掙扎時，你們這些自封的&ldo;戰鬥者&rdo;給予援助了嗎?實際上你們倒是&ldo;鴉雀無聲了&rdo;，那麼這死後的喧譁又算什麼呢?再追問下去，現實中國的&ldo;窮鄉僻壤或都會中，孤兒寡婦，貧女勞人之順命而死，或雖然抗命，而終於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經上誰的口，動誰的心呢?&rdo;魯迅還要問的是：你們一味的指責自殺者，卻不&ldo;向趨人於自殺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rdo;，這又算得什麼&ldo;戰鬥者&rdo;呢?經過這樣層層深入的詰難，魯迅的認識也逐漸深化，終於做出了更為嚴峻的概括與批判：&ldo;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l;弱者&r;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rdo;‐‐這裡所說，儘管包括秦夫人的批評者在內，卻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已提升為一種社會典型。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魯迅行文中強烈的感情色彩，這本也是魯迅雜文的一個特點，他說過，他寫雜文，&ldo;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rdo;，&ldo;無非藉此來釋憤抒情&rdo;。〔39〕但像這樣的&ldo;忍不住&rdo;的怒火噴發，即使在魯迅雜文中也是不多見的，在我們所討論的這幾個雜文集裡，本文之外，還有我們在第九講中曾經提及的《保留》。而這兩篇都是為中國等級結構中壓在最底層的婦女、兒童辯護的，這確實是魯迅心靈的兩個敏感區：任何對婦女、兒童的傷害，都會在他內心掀起巨大的情感風暴。

因此，當1935年又一個婦女‐‐著名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也同樣引起了魯迅的強烈關注。他的思考也是由報刊上的爭論引發的：有人認為報紙對阮玲玉訴訟事件的張揚，應對其死負一定責任;而反駁者則&ldo;以為現在的報紙的地位，輿論的威信，那裡還有絲毫主宰誰的運命的力量&rdo;。這裡所提出的是一個&ldo;如何認識中國的新聞媒體的地位與作用&rdo;的大問題，而魯迅的觀察確實敏銳而又獨到‐‐

現在的報章之不能像個報章，是真的;評論的不能逞心而談，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決不會過分的責備新聞記者。但是，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

魯迅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把新聞媒體置於中國社會的等級結構中，〔40〕就發現了它的雙重性：對在它之上的&ldo;強者&rdo;(從最高統治者到各級官僚、&ldo;洋大人&rdo;、&ldo;高等華人&rdo;等等)，它是&ldo;弱者&rdo;，只能&ldo;吞聲忍氣&rdo;，顯出奴性;但對在其下的&ldo;弱者&rdo;(沒有任何話語權的&ldo;下等華人&rdo;、婦女、兒童，等等)，它又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