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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妮，那不是梦，”巴布沉着脸说，“那是活生生的哀愁。”莉莉听到“活生生”三个字，吓得手上舀麦片的汤匙咣当落地。

“活什么生？”蛋蛋说。

“听着，弗兰克，”圣诞夜前一天，我在天寒地冻的艾略特公园里对他说，“我看你还是把哀愁留在实验室比较好。”

弗兰克听了这话，一副准备要“攻击”的样子：“它已经好了，”他说，“今晚一定回家。”

“帮个忙，别把它当礼物包起来，好吧？”我说。

“包起来？”弗兰克稍带厌恶地说，“你以为我疯啦？”

我没接腔。他说：“喂，你用点脑行不行？我把哀愁做得太好了，连爷爷都‘预感’它会回家。”

我始终搞不懂，弗兰克为何总能把狗屁不通的事说得理直气壮。

就这样，到了圣诞夜。就像俗话说的，万籁俱寂，只有一两个锅子在响。麦斯·尤里克那儿杂音依旧，朗达·蕾伊在她房里。202有客人——一个来看儿子的土耳其外交官：他儿子是得瑞唯一没回家（或到别人家）过圣诞的学生。所有礼物都藏得好好的；我们家习惯早上才把礼物拿出来，放在没装饰的圣诞树下。

我们都晓得母亲和父亲把礼物藏在305——经常为他们带来愉快时光的那个房间。爱荷华巴布把礼物堆在四楼一间小浴室里——自从莉莉诊断出疑似症状之后，再也没人说那些浴室是“给侏儒用的”了。弗兰妮把她买的礼物全亮给我看——还试穿那件要送母亲的性感洋装。于是我把买给朗达·蕾伊的睡衣拿出来，弗兰妮一穿之下，我发觉应该送她才对；那是件雪白的睡衣，朗达的衣服没这款颜色。

“你应该送我！”弗兰妮说，“我喜欢！”

但我永远来不及弄清楚如何应付弗兰妮。就像她说的：“我永远比你早一年，小子。”

莉莉把礼物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每样礼物都小小的。蛋蛋没买半样东西，却在旅馆里到处找人家送他的礼物。弗兰克把哀愁藏在巴布教练的柜子里。

“为什么？”事后我问了又问。

“因为只藏一个晚上，”弗兰克说，“而且我知道弗兰妮绝对不会找到那里。”

1956年的圣诞夜，大家都早早上床，但没一个人睡着——这是我们家另一个习惯。我们听着公园里的冰在雪下呻吟——有时艾略特公园就像入土的棺材一样，会随着温度变化发出吱嘎声。

为什么在1956年，就连圣诞夜都有点像万圣节？夜半时甚至传来狗吠声。那当然不是哀愁，但没合眼的我们都想起了爱荷华巴布的梦——或者弗兰克说的“预感”。

然后圣诞节的早晨来临——天朗气清，冷风阵阵——我绕着艾略特公园快跑了四五十趟。脱掉衣服，我就没有穿运动装时那么“圆”——朗达·蕾伊总是这么说我。有些香蕉变硬了。不管圣诞不圣诞，身子还是得照练，全家齐聚吃圣诞早餐前，我和巴布一起练了会儿举重。

“你举哑铃，我练挺举。”爱荷华巴布对我说。

“好的，爷爷。”我依言而为。在哀愁的老毯子上，我们脚对脚做仰卧起坐、头对头做伏地挺身。家里只有一支长杠子和一对哑铃，所以得轮着练——这是我们无言的晨祷。

“你的臂膀、胸肌跟颈子蛮像样了，”老巴布对我说，“不过前臂还得多练练。做仰卧起坐时最好在胸口放个二十五磅的铁轮子——你这样太轻松了。还有，记得弯膝盖。”

“呵。”我说，像在朗达门前一样喘。

巴布拿起杠子，先轻轻松松平肩举了十下，然后又站着举几回——上面大概放了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磅。忽然一边的铁轮松开掉下来，我连忙躲开，接着另一边也有五十或七十五磅滑下来，老巴布叫道：“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