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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律上“夫尊妻卑”的局面。但是明代的关于离婚权的范围有了扩大，透露出一定的维护妇女权利的信息。

（三）明代的女性犯罪及女犯宽宥

1、奸非罪的处罚：

和奸是指男女婚外自愿通奸，与强奸相对而言。唐宋律对男女和奸者，男女同罪，皆徒一年半，但若女子系已婚有夫者，则男女各加一等。而明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并规定“和奸者，男女同罪。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但不准嫁卖与奸夫。”＇9＇可见，明律对于和奸较唐宋减轻了处罚；但对有夫之妇加重处罚，从而维护了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

明律对于妻、妾与人通奸的处罚非常严厉。丈夫“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止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从夫嫁卖。”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妻妾则会被“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7＇（卷十九）

强奸是指男子对女性的施暴行为，女子是受害者。明律规定“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强奸者、妇女不坐”，＇7＇（卷二十五）这较唐律“强奸未婚女子徒二年，强奸已婚女子徒二年半”，处罚加重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罪犯的施暴行为，保护了妇女的人身安全。

2、对于女犯的宽宥：

在传统社会，由于女性被视为弱者，从而流行“妇人无刑”的观念。这反映在历代法律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女犯采取某些宽宥。明代对于女犯也实行较宽大的政策，具体规定如下：女犯收管，即“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7＇（卷二十五）；在单衣受刑，即“凡妇人有犯奸罪，去衣受理，余罪单衣断决，并免徒、流、刺字。”＇6＇（户令）；孕妇产后行刑，即“若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决者，依上保管，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7＇（卷二十五）；妇女不坐，即“凡妇人有犯私盐，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7＇（卷八）在《典雇妻女条例》也有妇女不坐的表现，“若妇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无夫者，男止坐本夫，照常发落。”＇7＇（卷六）

对于女犯宽宥的规定，有些虽然出自封建社会维护纲常的考虑，反映出“男为主，女为从”的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中确实起到保护妇女自身安全的作用。在古代刑法之执行上不仅没有贬损妇女的意图，反之，在律法构成的理念上，特别对妇女的“尊严”有所考虑与维护。

二、明朝法律的实践及社会中的实际情况

从实际生活中看，明朝妇女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不平等。而明代的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上，逐步摈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公开追求婚姻方面的自主权利。明代李开先在《村女谣》中描绘了一村女择偶观的变化。“东庄有个红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头烧好香。”显示出村女对城市悠闲富足生活的向往。尤其是一些知识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在择偶标准上注重对方的品行、外貌和学识。如张红桥在选婿时“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非常注重对方的才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39）有的妇女还不顾家长的反对，解除包办婚约，甚至与如意郎君私定终生。《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着呼文如的故事。呼文如是明代的一个营妓，知诗词、善弹琴。她与丘生一见如故，私定终身，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并写下“一官生罢去，是妾嫁君时”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