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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呼姬毅然逃走，经过三百多里的长途跋涉，寻找到丘生，大胆决定“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成礼焉。”＇10＇（P745）两人终于冲破家庭的阻力，结为伉俪，从此过上“夫妇诗词唱和”的美满生活。这两个事例表明，一些明代的女子在选择配偶时，不再屈从父母的意愿，表现出一定的择偶自由权。

有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女性大胆追求理想的伴侣，反对无爱的买卖式婚姻。李莺莺和张浩的爱情故事也如此。张浩才华出众，深得出身于宦门之家的李莺莺爱慕，于是莺莺主动示爱，多次传书张生月下私会，并且暗结连理。在遇到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她先告之“女行已失”的真相，并写下诉状，慨然陈词两人已有私约在先。最后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11＇（P258）名妓杜十娘看中宦家子弟李甲，毅然赎身从良；莘瑶琴被卖油翁的真情所打动，不嫌其贫穷而爱上他。罗惜惜与张幼谦、乐和之与顺娘都是在破坏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建立起纯真的爱情。这种感情超越了等级贵贱，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节烈贞操，具有个性解放的要求，并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其次，妇女离婚与再嫁相对自由。明代虽忌讳离婚，而妻子因为贫穷或其它原因提出离婚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罪惟录&amp；#8226；马逵传》记载，明朝初年，马逵远征，在昌邑“重自刻责，蔬食水饮，率不能继”，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大胆请求离去。马逵很是生气，但最终还是听之离去。明代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她们敢于摆脱不幸婚姻的羁绊，去主动追求相对幸福的婚姻生活，这无疑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明代法律规定寡妇改嫁由公婆作主，但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再嫁权。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如《温氏母训》上说“少寡不必劝之守，不必强之改。”＇12＇（P142）在民间风俗中，寡妇再嫁可以自行主婚。如《水浒》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莲说道，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潘金莲最终自己主婚，再嫁西门庆。

明代中叶以后，夫丧改嫁已为一般民间妇女所认同，社会舆论也持认可的态度。在南直隶、江西、福建等省，从洪武到崇祯朝，民间社会的寡妇改嫁之风很盛行。以南直隶苏州府的吴县为例，崇祯《吴县志&amp；#8226；列女传》入传列女119人，共有20个寡妇在孀居期间曾经受到父母、家庭或社会要求她们改嫁再婚的压力。＇13＇在福建省，嘉靖《汀州府志》写道：“再醮，固薄俗之常。”又说：“妙龄无子，再醮之举，势不免矣。”＇14＇（P196）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铅山俗，妇人夫死辄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汤药者。”＇13＇（P4393）又如嘉靖年间，江阴胡秀妇徐氏丧夫后，先后就有乡人陈煦和富户沈泽两位男子前来纳聘、求婚。＇15＇（P127）可见，寡妇再嫁已成为民间的一种极为平常的习俗，人们对于寡妇是能够接受的。

在文学作品中，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也时有体现。在《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社会中，出现了一股新思潮、新风气，突出表现在一部分妇女在婚姻中有了发言权。孟玉楼改嫁西门庆时和丈夫的舅舅张四进行一席唇枪舌剑地辩论，表现出她不仅有再嫁的自主权，而且她勇敢的背离传统习俗，大胆的选择自己的归宿。《金瓶梅》中潘金莲改嫁两次，最初是张大户之妾，后改嫁给武大，最后又改嫁给西门庆。孟玉楼由布商杨家改嫁西门庆，后又改嫁李衙内。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先后改嫁给蒋竹山、西门庆。仆妇改嫁者也不少，宋惠莲原是蒋聪之妻，后嫁来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