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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大使立即向外交部做了匯報，根據國內指示就屍體和遺物索要工作繼續與蒙方交涉。中方急切的態度引起了蒙方的疑心，蒙方要求中方提供死者的姓名和身份。為了防止蒙方要價，許大使奉命停止了外交交涉，並派孫一先帶著有關資料返回國內匯報。

我的姥爺孫繼述

小時候，姥爺在我的記憶中很遙遠。我在南國廣州，對遠在東北瀋陽的姥爺只有一個淺淺的印象。在我兒時的記憶里，父母很少提及他，只知道瀋陽的姥爺生活低調，長期賦閒在家，但有知識，手很巧。20世紀50年代末，國家經濟和科技尚不發達，姥爺給我們寄來了自己製作的礦石收音機。那用硬紙板壓出的弧形機殼，用紅色電線做出的刻度盤，猶如一件工藝品，簡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著實讓我們這些外孫們驚詫不已且愛不釋手。到了60年代，姥爺又給我們寄來了用塑料肥皂盒做的半導體收音機。1968年我參軍入伍，正值文化大革命，按部隊規定，戰士是不允許使用半導體收音機的。可是我太喜歡了，於是，我採取瞞天過海之術瞞過連長的檢查，將這個冒充&ldo;肥皂盒&rdo;的半導體收音機帶到了連隊。儘管當時不便使用，但它卻在我的行囊中伴隨了我的軍旅全程。

長大了，我逐漸對姥爺有所了解。記得是1979年3月上旬，我恰從廣州回京探親。父親剛剛解除審查回家的第四天，有人來訪，我去開門。見門口站著一位身著軍裝、略顯福態、慈眉善目的老人，旁邊還有位清瘦的女同志。他們用濃重的東北口音問到：&ldo;這是孫辛女兒家嗎？你是孫辛什麼人？&rdo;誰是孫辛？我一時愕然！後來我得知來訪者是軍委炮兵副司令高存信伯伯和夫人白竟凡阿姨。他們不僅是父親在冀中軍區的老上級，也是延安時期與姥爺同在&ldo;東干隊&rdo;的領導。從那時起，我知道了姥爺曾經使用過兩個名字，參加革命前叫孫繼述，參加革命後叫孫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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