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第4/4 页)

时间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非在业者的家务劳动时间远远高于在业者，即便双休日里在职在岗者的家务劳动量显著增加，仍少于非在业者。研究者认为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经济收入。紧接着，研究者进一步就在业群体内部的家务劳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将在业者进一步分为在职在岗劳动者、下岗再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三类，研究发现，下岗再就业者平均一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在职在岗从业者。研究者同样从家庭经济状况对此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高，则用于家务的时间相对减少。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8～104页。

在另一项关于上海市民时间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书，第174～176页。研究者总结出上海市民家务劳动时间的特征为：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家务劳动时间的支出成反比，学历越高，家务劳动时间越短。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人力资本的高低对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在决定自己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时也有着边际效用的考虑，既然家务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那么高学历者丰富的个体资源自然趋向于投入市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产出。另外，研究者认为，从机会选择的角度看，高学历者所从事的大多是知识、技术性工作，因而承担社会有酬劳动、把时间配置在市场部门的机会自然更多，如此一来，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雇佣钟点工等替代手段来处理家务。

在设定本研究中的“中产”与“非中产”的职业区分标准时，“职业中产”很明显多属于在职在岗者，且多为职业稳定、并具有一定职业威望的工作者，而　“职业非中产”中非在业群体显然较多，且即便是在业群体，职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前述家务劳动时间上不同就业群体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职业中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少于非中产。同样，根据前述收入、教育水平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我们可以引证此项研究中“收入中产”、“学历中产”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另外，针对调查中“您对休闲状况不满意的原因有哪些”的问题，对“家务负担重”一栏的选项，“三合一中产”与非中产的均值分别为0�06与0�12，中产阶层显著低于非中产。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从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收入、职业和学历三重指标，中产阶层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显然都低于非中产阶层，因此，对中产阶层而言，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方面的压力程度显然都比非中产阶层要低。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具备相应的理论合理性，并得到实际调查研究的佐证，与此同时，它也符合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现状的认识。聘请保姆、钟点工已不再仅仅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找个钟点工烧饭或是打扫卫生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十分普遍的风景。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比较

关于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有几个问题：（1）空闲时，您通常会作哪些活动安排？（2）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3）最近一年来你去过哪里旅游？（4）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5）您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或喜欢做哪些事情）？（6）您个人认为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有哪些？通过分析统计相关问题的选择结果，我们发现，与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近似相比，在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二者的差别堪称显著。调查结果表明，在休闲活动选项中，“出外看电影、比赛等”、“运动健身”、“旅游”、“交往活动”等活动型项目上，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