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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不過是再一次發現罷了。西歐各國的人民和政府在1949年須得再一次認識的關於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某些事情，其實在 1939 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說，他們在1939年就知道，這個政權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種或彼種奴役制基礎之上的；他們又知道，在這塊遼闊的蘇聯國土上存在著嚴重的不滿情緒，僅僅不久前這種不滿就受到一場恐怖的懲罰，毀滅了無數的最能幹的軍人和官員；他們也知道，蘇聯政府作為一個共產黨政府，它要向各地資產階級社會宣戰；他們雖然也許懷疑史達林政權實際上是否仍然信奉共產主義，但他們又知道這個政權仍然是以馬克思歷史觀為指導的，他們得考慮它的行動，其中就包括保持並鼓勵共產國際。這些都是當時在道義、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實，在張伯倫看來，這些事實使蘇聯作為一個未來的盟邦是不受歡迎的、不可靠的、可能還是背信棄義的。希特勒當然也知道這些事實：他特別注意使用奴役制於國內這一事實；其他事實則為他處理清算歐洲問題提供了條件。

當然，張伯倫政府的態度並不象上面所說的那麼鮮明和清楚。上述事實是眾所周知的，但他們只是把布爾什維克看作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這些事實，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惡痛恨的怒火。張伯倫政府從來也沒有反躬自問，當代俄國的各種邪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咎於西方國家的過去行為，而一項比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動搖克里姆林宮的教條式的猜疑。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可能永遠無從知道。但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英國保守黨領袖們在一個不會捲入任何風險的時代，從來沒有試圖通過實驗去尋求這些答案，這也許是他們最大的讀職。事實就是那樣，他們不但沒有嘗試恢復友好關係的實踐；他們的許多行動而且還確實是冒犯了俄國的新政權。即使英國的干涉以及其後的對蘇冷落和聯合抵制不曾引起蘇聯對英國的敵視，那未在俄國人看來，這些至少證實了他們的敵視是合情合理的。加之，無可否認的是，蘇聯政府是在一大片廢墟的國土上艱苦地進行復興和工業化工作的，他們的極度緊張由於缺乏同英國和西方的正常經濟關係而又增加百倍。來自此種極度緊張的就是各種恐怖‐‐突然襲擊式的農民集體化、同&ldo;異端分子&rdo;的殘酷鬥爭、大清洗，以及同這一切密切有關的強制勞動的推行。如果需要，最後所確認的信條，也來49自此種極度緊張，即共產主義的俄國同其餘的世界是根本敵對的。

前面已經說過，確實無法斷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國把蘇俄革命年代的過火行為忘卻，無保留地將它作為一個平等的國家對待，史達林的統治究竟會溫和多少。無法說：不斷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會使俄國的領袖們違背他們自己的學說而相信他們已毋須害怕再有來自西方的干涉。無法說：如果英法按照一項為期頗短的政策行事，認真對待李維偌夫提出的集體安全方案，世界的命運是否會是另一個樣子，俄國是否會相信確實可以建立正常的國際關 系。其所以無從說起，乃是因為這一切都從未有人嘗試過。不管是好是壞，卻從來沒有給俄國一個機會，讓它拋棄教條主義的鐐烤；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銬得更緊了。西方大國所乾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協定為尤甚‐‐都向俄國人證實了他們對前途所作的最悲觀的預言。

因此，在1938年，蘇聯領導人就相當肯定地認為張伯倫會和希特勒締結某種條約：那年秋天張伯倫果真這樣幹了，這就生動地證實了俄國領導人的預見，他們就更加用這種觀點看待整個局勢了。但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蘇聯政府顯然還沒有最後地、一致地接受這種觀點。在希特勒進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確切地說，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