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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四十年，張愛玲不曾再見過任何一個親人，唯一的弟弟張子靜一九八九年和她通上信，得來兩句&ldo;沒能力幫你的忙，是真覺得慚愧，唯有祝安好&rdo;，張愛玲和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越洋寫信，倒噦噦唆唆有說不完的話和問候。《張愛玲私語錄》里那些機智可愛閃閃發亮的句子，像是一個沒有防備的人在知己前的天真健談。她說：&ldo;世上最可怕莫如神經質的女人&rdo;，&ldo;文章寫得好的人往往不會撿太太&rdo;。還有還有‐‐&ldo;面對一個不再愛你的男人，作什麼都不妥當。衣著講究就顯得浮誇，衣衫襤褸就是醜陋。沉默使人鬱悶，說話令人厭倦。要問外面是否還下著雨，又忍住不說，疑心已問過他了。&rdo;鄺文美形容張愛玲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可是遇到知己時，就仿佛變成另外一個人（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五七年香港，今收入《張愛玲私語錄》，台灣：皇冠，二〇一〇年七月出版。）。就很能說明張愛玲熱情和孤僻兩面衝突的性格。

一般人總以為父親和胡蘭成是張愛玲一生的痛點，看完（《雷峰塔》與《易經》，你才發覺傷害她更深的，其實是母親。&ldo;雷峰塔&rdo;一詞，囚禁女性意味濃厚，也幾乎有《閣樓上的瘋婦》（the adwoan the attic）的隱喻。雷峰塔囚禁的兩個女人，一個叫七巧，一個叫長安，母女倆同樣戴了沉重的黃金枷鎖，小說早已預示了真實人生。張愛玲《易經》里有一段描述當年被迫結婚的母親隆重的花轎婚禮：&ldo;他們給她穿上了層層衣物，將她打扮得像屍體，死人的臉上覆著紅巾，她頭上也同樣覆著紅巾。婚禮的每個細節都像是活人祭，那份榮耀，那份恐怖與哭泣&rdo;，&ldo;每一場華麗的遊行都敲實了一根釘，讓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鐵證如山&rdo;。張愛玲描述的婚禮猶同葬禮中封槨釘棺，恐怖已極。她和母親一樣，奮力想掙脫傳統的枷鎖，卻終其一生，帶著沉重的枷劈傷了好幾個人。女兒總是複製母親的悲劇，無止無歇，於張愛玲，還加上了對母親的不信任，雷峰塔於是轟然倒塌。

張愛玲帶著這童年的巨創，度衡並扭曲了所有的人際關係，直到人生的終點，還在《對照記》里戀戀於母親年輕時的美麗，這種愛恨交織的糾結，證明了她從來不曾從母親帶給她的傷害中走出來（倒不是父親或胡蘭成，《對照記》里這兩男人連一張清楚的照片也沒有）。張愛玲《私語》一文曾提到&ldo;能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rdo;，&ldo;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rdo;。在現實人生中，正是這些瑣碎的難堪，尤其是錢，是使她看清了母親，也一點一點毀了她對母親的愛。

《雷峰塔》起首是母親出國離棄了她，《易經》的結尾則是戰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棟母親曾住過的公寓。&ldo;打從她小的時候，上海就給了她一切承諾&rdo;，這句話潛意識裡或有對母親的依戀，尤其是《易經》用了極大的篇幅著墨母女之間，這是張愛玲早期作品不曾有過的。《雷峰塔》起筆於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親去世前後（父親則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說明了什麼？正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小團圓》的動筆，也是張愛玲聽聞（親近胡蘭成的）朱西寧欲寫她的傳記，才起的想頭，何不自己來寫胡蘭成？

在《易經》里，一個首次坦露的具體情節，是母親楊露從國

外回來探視正讀香港大學生活拮据的琵琶，當時歷史老師布雷斯

代（這段情節《小團圓》稍稍提及，沒有細節，歷史老師名為安竹斯。）好心資助了琵琶一筆八百元的學費，琵琶將這好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