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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张艺谋，还因为他最善于运用两大艺术元素：一是色彩，二是载体。

在当代电影史上，张艺谋对“红”色的嗜好与渲染可谓到了极致。红象征生命，红象征力量，红象征希望。

载体就是承载电影故事的那只“碗”。《卡桑德拉大桥》的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列火车上，火车就是这个故事的载体。《魂断蓝桥》的整个故事都发生在那座桥上，桥就是这个故事的载体。《泰坦尼克号》的整个故事发生在一艘豪华邮轮上，邮轮就是这个故事的载体。国外的电影艺术家们很喜欢将载体固定在某些可视的具体的物体上面，比如列车，比如飞机，比如轮船。但是，载体并不一定是具体的物化的，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甚至是某种精神体现。

有一个明确载体的好处在于，任何一个故事均可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述。如果一部电影作品用几十句话还不能表述清楚，那无疑说明这件作品是零散的，甚至是不知所云的。这种零散的表述方式，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看懂或者明白？相反，像《泰坦尼克号》表述的是“一个发生在首航便将沉没的豪华邮轮上的爱情故事”。沿着这样的轨迹，无论导演怎样运用蒙太奇，即使文化层次很低的观众也能看懂所有的电影语言。

张艺谋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载体就是高粱地。如果说，此时《红高粱》的载体符号还不是那么强烈和集中的话，到了《菊豆》，载体就开始越来越明朗，它的载体就是染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张艺谋电影，寻找载体时强调的仍然是物化的。但到了《秋菊打官司》，这种思维定式已经改变，张艺谋开始由物化的载体向精神载体改变。表面上看来，这部电影的镜头是散乱的，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场景，场与场之间的联系也显得不够紧凑。可是，张艺谋却用一个极其特殊的载体，将所有疏散的镜头连接起来或者说盛载起来。这个载体竟然是一句话——“讨个说法”。用一句话作为载体，张艺谋玩得极其圆熟，像《一个都不能少》中，“一个都不能少”就是整部戏的载体，就是戏筋。

我喜欢张艺谋，更因为他大气、恢宏。

张艺谋的故事，几乎每一个都很鸡毛蒜皮，轻微得似乎不值一提。可是看他的电影，你就能感受到那种胸藏百万兵的大气。《红高粱》无非是讲了一个野合故事，这完全属于陈词滥调了，怎么都难以和大气扯上边。可张艺谋弄了一片红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高粱地，又来了个剥人皮的大场面。《大红灯笼高高挂》也不见得有什么时代感，可张艺谋弄了一些灯笼，硬是让你眼前一亮。

不说电影，说说别的，比如申奥，比如《印象丒刘三姐》。申奥的锣鼓是中国的，却搅动了全世界人的心，那种铿锵的节奏就有一种慑人心魄的力量。

当然，还有很多方面是我不喜欢或者不太喜欢的。

《红高粱》野合，《菊豆》偷情，《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夫多妻，《印象丒刘三姐》卖裸女，《满城尽带黄金甲》卖乳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所玩的那些东西，说白了，也就一个字：“性”。性，是人之常情，要拿出来说事，且津津乐道，又有窥隐之嫌。这种心理，这种审美倾向，多少显得有些陈词滥调。张艺谋却将这些陈词滥调制造得非常霸气、非常唯美。这既是张艺谋的优势，也是张艺谋的缺陷。

有关这些喜欢和不喜欢，在这本或许并不会取悦于张艺谋以及“谋女郎”或者谋丝们的书中，我将会更进一步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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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1）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生。

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