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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授予官职。要做官还需要到吏部参加铨选，经过身（体貌）、言（言辞）、书（书法）、判（判决书）四项铨试，再结合各项规定才能授官。唐高宗以后每年获得做官资格及入流的人数大大超过委派的官职，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背景和门路，新及第的进士、明经在参加铨选时很难获得一个官职。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在《上宰相书》中就谈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就是说自己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才考中进士，而到了吏部参加了三次铨选，还没有获得一个官职。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9）

唐以后，历代的王朝虽然对科举的内容和标准作了一个些调整，但科举取士的形式却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1905年清朝灭亡前夕才予以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人才选拨方面进行过很多种尝试。建国初期，政府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来自部队转业人员；再后来，有相当一批劳动模范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大学毕业生开始大规模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的精减和大学大规模的扩招。高考已经由过去的选拨人才功能演变为一种“资格考试”。大学毕业证书只能成为进入各种管理机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大学生也由过去的“天之骄子”变为只是拥有某种必备素质的公民和劳动者。

未来四十年，中国的人才选拨机制面临转折和挑战：

一是由过去的任命变为更多的公开选拨和竞聘，今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选才不但要公开，而且应扩大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国家机关的现职人员。

二是由过去的劳模、技术骨干、专家充任管理者的模式逐渐转变为选用专门的管理人才充任各级领导岗位。

中国过去曾长期信奉“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消亡后，在道德泛化的年代又信奉“劳而优则仕”。（如*时期就有普通农民、纺织工人和技术能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现象）。今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劳模政治”、“技术官僚”等过去选才的模式将逐步退位于专门的管理人员充任各级政府的工作岗位。

三、量才录用、破格提拔应该也可能成为今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点上，古代汉武帝和唐太宗很值得今天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学习。

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并予以破格重用。当时向汉武帝自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武帝的重用。武帝时期也成为汉朝人才最灿烂的时期，文有董仲舒、卫绾、汲黯、霍光，武有李广、李陵、卫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对各种人才都实行知人善任、量才录用。如司马相如只是擅长辞赋写作，武帝主要让他从事文学工作，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处理国家政务。

唐太宗也是求贤若渴、识人用人的典范。贞观二年，唐太宗就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诒。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唐太宗执政后一方面先后罢去高祖时重用的宇文士及和裴寂等腐朽无能的宰相，同时积极发掘人才。他不仅自己注意发现贤才，还要求群臣举贤。他曾多次批评尚书右仆射久无所举。指出世必有才，用人如器。认为用人要各取所长，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来加以重用，而不要求全责备。

由于太宗能充分认识到用人对致治的关键作用，积极地发现人才，认真的考察人才，不拘一格的提拔人才，很快就把一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安排到各个重要的岗位上，对他们大胆的加以使用，放手让他们工作。这些人也各尽所能，从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