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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我问我的母亲，三婶家的豆芽叫什么名字呢？母亲摇摇头，说，住几天上了学，你就知道了。我却等不及，我要问问豆芽去。我蹦出家门，几步就窜到了三婶家。

我和豆芽走在大街上，一会儿，后面就跟上了另外的三个孩子。他们并不是愿意和我一起玩，他们知道我最爱揍人，在一般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躲避着我。可是那天，鬼使神差，他们学着豆芽一扭一扭的走法，跟在我的后面，我们一起去完成了那件事。天已经有些热了。我知道，小孩子一般对春天和秋天不甚注意，只有夏天和冬天才可能在他们的心里留下记忆的碎片。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末的日子。我们一起脱下了衣裤。暖融融的太阳包裹着我们光溜溜的小身子。我们手里拿着我们的衣裤，我们走出村子，我们走进小南山上的一片麦地。刚刚打苞的小麦，在阳光下呈现出连绵不绝的老绿色。我带领着我的队伍，在老绿色里冲锋陷阵。麦子呻吟着，在我们的欢呼声中一片片倒下。后来，我们又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拔麦子。我们拔得忘记了天地中的一切。我们的一双双小手全是血泡。我们的身上粘满了麦子绿色的血。突然的，一个孩子大叫一声，快跑啊。老叫驴来了。老叫驴是我们村的大队长。为偷生产队的花生和地瓜吃。我们的屁股没少挨他的巴掌。我迅速地跳下地堰，顺着一条小沟撒开了脚丫子。大概是在晚上记工分的时候吧，我母亲和另外几个大人被老叫驴留在了饲养室。接着的事情便很简单了，我们五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父母痛打了一顿。我屁股的疼痛使得我的嘴巴张得老大，直到我的哭喊声勾引出了奶奶的眼泪，母亲才放下了手中的门闩。在大人的谈论中，我知道了豆芽瘸着一条腿，没能跑过老叫驴的罗圈腿。豆芽把我们四个全供了出来。我后来看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就对豆芽一遍又一遍地说，王连举啊，你这个叛徒！我用手摆出一个枪形，对着豆芽叭叭叫两声。豆芽和我一起嘎嘎地笑。当然，叛徒都没有好下场，豆芽因为这件事，第一次挨了三叔的揍。三婶没有像她常常做的那样把豆芽搂在怀里，三婶和三叔一块儿动了手，打得豆芽一边叫妈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边拖着一条瘸腿满院子乱跑。我从没看见过豆芽挨揍。那曾经是我童年的一个无法破解的谜。直到我十几岁了，我才知道三叔和三婶不打豆芽。并不是可怜他瘸着一条腿。也是在大人的谈论中，我隐隐地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让快到口的百十斤小麦没有了。那是好几家人的口粮啊。我们张家洼村名里带着个洼字，可是我们村的洼地并不多，我们村有三分之二的地是那种老天不下雨便可能颗粒不收的丘陵地。在小南山那样的地块里，一亩小麦也就产几十斤吧。这件事为我们入学第一天就挨小学校长周扒皮的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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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麦子的事很快就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在等待上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仍然欢天喜地，活蹦乱跳，全然不知周扒皮正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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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教室是我们张家的家庙。在我记不住的什么时间里，大人们把挂满了墙的族谱和一个个木头牌位烧掉了。他们留下了那些曾作供桌的大条几，权当了我们的课桌。家庙门前有一棵我和豆芽扯着手也搂不过来的老槐树，老槐树分杈的地方，有一个大黑洞，我趴猫儿时常常躲在里面。家庙院子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死树，夏天里，许多的燕子爱蹲在那棵死树上吱吱呀呀地叫。奶奶说，很早以前，那个槐树洞里曾经住过一窝黄鼠狼，都成了精的，和全村的人友爱为邻，各自得了双方不少的好处。记不清是哪一年啦，兵荒马乱的，遍地里起了土匪。张家的人得罪了土匪，土匪夜里进了村，一把火把家庙给点上了。院子里面那棵大柏树不抗烧，死了。门前的老槐树没死，被火烤得焦了皮。黄鼠狼呢，拖儿带女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