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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靜，湖南人，遇得一個偶然機會，讀到浙江人呂留良的遺書，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際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國奴族之痛，遂萌武裝顛覆之心。當時民間傳聞川陝總督岳鍾琪為岳飛後裔，世代與金為仇；曾靜乃致書鍾琪，歷數胤禛殺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諸罪，勸他舉事造反。然時異勢變，岳鍾琪不是吳三桂，曾靜不啻自投網羅。按律，曾靜當以&ldo;謀反&rdo;罪予以凌遲；但是，胤禛對他的處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僅不殺曾靜，反而將他請到北京，就雙方關心的各類問題交換意見，並相互辯論，最終取得共識，曾靜&ldo;心悅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rdo;。胤禛更將談話記錄（審訊筆錄）及相關諭旨、奏摺彙編成一部奇書‐‐《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ldo;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rdo;。胤禛此舉，實為極具自信之舉，因為，書中最重要的主題，即為乾隆以後清廷最為忌諱的華夷、滿漢之辯。

但是，弘曆對他老爸的處置不以為然。登基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銷毀《大義覺迷錄》，並將前經赦免之曾靜諸人處死。弘曆此舉可謂不孝不信。胤禛當時不殺曾靜，並有&ldo;將來子孫不得追究誅戮&rdo;之諭；孰知屍骨未寒，弘曆便悍然違背遺命，將其父&ldo;辯友&rdo;凌遲處死。此謂不孝。《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書開誠布公，就滿漢、華夷、關內關外等種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問題進行辯正；先不論其說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單是這種不人為設立言論思想禁區的做法，便值得稱讚。弘曆收回並銷禁其書，在己，固有做賊心虛的怯懦，在人，則有言而無信的觀感。此謂不信。清廷統治，最好標榜&ldo;敬天法祖&rdo;四個字，而實際操作，不盡如此，弘曆對曾靜案之&ldo;撥正反亂&rdo;，即為顯例。然對弘曆此舉，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評，我們還可進行一次專制君主的心理學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論的控制方面，玄燁之風格可以&ldo;寬仁&rdo;二字概括；胤禛稍嫌&ldo;操切&rdo;，但非全不講理者；弘曆則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講道理，不講誠信，諡之為&ldo;恐怖主義&rdo;，亦不過分。然則，祖孫三代何以每下愈況如此？難道是個性迥異所致？曰：非也，時勢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圖尚不穩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軍事上的勝利，還須儘量籠絡人心，因此，對文字思想上的&ldo;出軌&rdo;，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則以整頓吏治為執政之關鍵問題，其被人詬病之&ldo;特務政治&rdo;（以設立軍機處和密摺制度為表現形式），所針對者不過是官僚系統，並未過度擾民；至於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謂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無庸後世論史者為之寄託情感。而他處理文字獄的手法，如曾靜案，固然不能排除個性上爭強好辯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他對執政合法性的隱憂。一方面，儒家學說為滿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資源，如&ldo;皇天無親，惟德是輔&rdo;、&ldo;撫我則後，虐我則仇&rdo;；另一方面，儒家學說中的一些內容又可以動搖其合法性，如華夷之辨、正統之爭。胤禛認為，光靠禁絕異議、殺戮士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爭端，因此，才會不顧身份懸殊，與曾靜進行&ldo;平等辯論&rdo;。然欲在君主專制的框架內解決此一思想爭端，僅憑論戰，收效絕不樂觀，他若能切實恢復傳統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關宰相制度的討論，詳後，此不贅言。弘曆無疑察覺到其父以辯服人之術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張，一變而為嚴禁辯論。他能夠這麼做，得力於時代背景，亦即前述之&ldo;盛世&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