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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治下，雖有所謂&ldo;十全武功&rdo;，然較諸康、雍時代之軍事，實為易了；文官系統，經康、雍二帝整頓刷新，漸至帖服；民眾生計，在&ldo;永不加賦&rdo;、&ldo;耗羨歸公&rdo;之後，亦趨安康。正是在&ldo;盛世&rdo;的背景下，弘曆方有可能肆無忌憚的&ldo;摧折士氣&rdo;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彈；此即錢穆之所以控訴清廷&ldo;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rdo;也。亂世無所謂文字獄，昏君也缺少興辦文字獄的&ldo;學養&rdo;，只有在&ldo;盛明天子&rdo;治下的&ldo;盛世&rdo;，才會有文字獄的繁榮。乾隆一朝是&ldo;盛世&rdo;，弘曆亦自詡為&ldo;盛明天子&rdo;，然則，乾隆朝文字獄蔚為盛況，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獨占鰲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對乾隆朝文字獄的評價，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龔自珍舉例。他並非認識不到文字獄的負面影響，否則不會說：&ldo;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rdo;（《詠史》）；但是，他對乾隆朝的文字獄，似又不甚介意，否則不會說&ldo;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rdo;。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獄，有與之同調者，如喻大華就認為文字獄之認定不易寬泛：一、公開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權者而獲罪者不宜認定為文字獄；二、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亦非文字獄；三、表面上是文字觸諱，實為行為觸諱者，不應定為文字獄；四、個別&ldo;大獄&rdo;，應逐事逐人具體分析，不應一刀切。竊謂所列四條，第一、三、四條不為無見，惟第二條大可商榷。吾國歷史之政治忌諱，蓋皆來源於&ldo;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rdo;的&ldo;春秋之義&rdo;。&ldo;諱&rdo;字有二解，一曰&ldo;隱&rdo;，一曰&ldo;避&rdo;。隱諱者，&ldo;隱其惡&rdo;也，與書寫歷史的&ldo;直筆&rdo;相悖；避諱者，&ldo;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rdo;，則是史冊中慣見的&ldo;曲筆&rdo;。尊、親、賢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會犯錯，就會作惡；三者所犯過惡，在國史中如何表達，在追悼會上如何措辭，頗費思量。直筆無諱，難能可貴，毋庸贅言；曲筆之不得已，則人情所難免；惟以&ldo;隱其惡&rdo;為&ldo;諱&rdo;，以缺筆不書為&ldo;春秋大義&rdo;，則是鄉愿、德賊一派的作風，毫不可取。&ldo;避其名而遜其辭&rdo;，雖是換了說法，但事實自可考見，是非亦可重估。隱諱缺筆，則事實已泯然不見，是非公道何從判定？然則，吾人研讀歷史，欲從中獲取鑑戒，最歡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筆直書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筆，我們也能體諒，而對那些隱惡不書乃至造偽粉飾的&ldo;穢史&rdo;，則深惡痛絕。因此，喻氏標舉之&ldo;雖不鼓吹顛覆政權，但故意觸犯忌諱者&rdo;，俱應算作因直筆、曲筆得罪的文字獄，而不應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ldo;至少是思想罪&rdo;‐‐以為帝王開脫。譬如，曾靜圖謀武裝顛覆，推翻現政權，觸犯刑律（&ldo;謀反&rdo;），實為刑事犯罪，自不應列入文字獄；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對滿漢區別稍作怨言，一為學術興趣，一為制度批評，並無顛覆政權的企圖，卻也因此革職獲譴乃至身死破家，這自然是文字獄，而毋庸以是否觸犯忌諱為定罪標準。至於因詩文字句觸犯忌諱，如&ldo;一把心腸論濁清&rdo;（胡中藻）、&ldo;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rdo;（徐述夔）、&ldo;奪朱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