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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勢手段體現著強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協商和相互讓步來替代使用強權的辦法在精神上和訴諸公斷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這類方式達成的協議常常在實質上也完全是權力交鋒的結果，因而其效力隨權力關係的變化而搖擺。最近的一個例證就是奧地利無視1878年的柏林條約，改變了該條約規定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歸屬狀況，將其併入了自己的版圖。這使柏林條約所體現的大國協調也湮沒於新一輪的對抗之中。在這個事件中，德國站在奧地利一邊，而俄國在德國壓力下也不得不放棄遵循它和英國、法國達成的諒解，即三國保持一致，反對任何不經歐洲協調就剝奪土耳其對于波赫兩省的正式宗主權且和塞爾維亞王國的合理意願明顯相背的行動。受到德國露骨壓制的俄國的憤懣之情體現在了沙皇於1909年10月從俄國至義大利的外交旅行中，當時他刻意避免途經奧地利的國土。波赫事件加大了有關國家間的隔閡；在這種背景下，在巴爾幹出現的任何棘手問題都會威脅到歐洲的和平。這場風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從結果看，奧地利的行動造成了既成事實，一件通過不藉助甚至無視歐洲協調而實現的事實。對此的唯一點綴是奧地利給予了土耳其一筆經濟補償，這也迎合了正受國內革命困撓的土耳其的財政需要，不過正是這場革命給予了奧地利可乘之機。隨這種結局而來的形勢比事發之初更趨惡劣，有關國家間的對抗又鮮活如初，眾目睽睽的是出於一時之便的隨心所欲便使嚴格的協調成為可有可無。有關國家間的信任即便不是蕩然無存，也是所剩無幾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並不表明在世界各國之間不可能建立起一種有序的體制。一些意見認為一個國家不會無條件地服從協調或公斷的結果，只有藉助強制力才能使其行為和這類結果相一致。人們也會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均勢局面和工商業競爭狀況有相似之處，而歐洲協調過程和一個托拉斯組織的運轉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儘管歐洲協調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將所屬的多個成員聚合為一個集團，但它的確將集體意願作為關於歐洲的政治決斷的來源，而所有的強國就如托拉斯組織內的子公司一樣要遵從集體的決定。

對於如上述的吞併土耳其的兩個巴爾幹省份這樣的行為，用不著從客觀形勢中替它尋找開脫的藉口或者更多的反對理由。顯而易見，明目張胆地棄協議於不顧必將給整個世界造成道義上的消極影響。任何令人滿意的關係，不論是社會、金融還是國際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譽為基礎。沒有信譽就沒有安全；信譽喪失殆盡，接踵而來的就是動亂。用不著進行多麼生動形象的描繪，人們就能想到倚仗強權違反條約對國際政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而這種情形多少正體現在了普法戰爭以來的歐洲局勢中。這種局勢不僅表明了在歐洲存在著一個超級軍事強國，而且將這個國家造就成了一個和歐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員以及和這個家庭有著很近的親緣關係的美國相比，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著更出色的組織才能的有機整體。

軍事組織，也就是陸軍，只是德國的組織才能的一個具體表現所在。德國對自身力量進行協調、搭配的主要特點是，在政府統轄之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各自的全國性指導性機構，這種廣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沒有的。於是德國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軍事領域。托拉斯就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眾所周知。在德國，由政府進行集中特別地容易並且有效，因為今天的德國人是幾個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產物。在這個環境中，政府無論其好壞，一直是將個人置於自己的駕馭之下。這種狀況的存在部分地是由於絕對政府是德意志傳統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於歷史上的德意志國家大多規模較小，它們的政府能夠在別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