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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的程度上干預個人生活。

所以，歷史環境和繼承下來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國人，使他們能夠甘心生活於一個政府控制框架之內。實際上這種控制的加強看來正是發生於當今所有文明國家之內的趨勢。在不侵害公共權利情況下的不受國家約束的個人自由在英國和美國一直備受推崇，可是如今這種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著越來越多的約束，因為人們日益看到，少數個人的集體行為確實可能破壞公共權利。出於純粹的自我保護目的，國家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不過，只要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讓政府行為起到為個人行為拾遺補缺的作用，而是要對後者進行規範，那麼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實質上卻並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時代，一個政治社會的這個或那個部分都會招來控制，以防它產生過分的影響。而且，還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規整也給社會注入了新的競爭成分，因為當個人和小團體的權力過大時，它們的利益會受到整體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現在所謂的&ldo;社會主義&rdo;思想，國家應對所有社會事務予以統轄和指導性控制，這樣國家也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壟斷組織，一個托拉斯，沒有什麼還可以對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當今的一個趨勢就是組織化現象日益擴展，而德國無論從方法還是從才能來說，在這個方面迄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使德國比之於所有其他國家有著先行之利，並有機會彌補一個世紀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給當時起步的德意志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那時，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會、經濟和商業領域也處於相對落後的地步。直到1835年，關稅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將工商業從每隔幾英里就一個稅卡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普魯士在促進這個變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對於它在日後取代奧地利成為德意志的首邦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不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魯士政治發展卻頗耐人尋味。這時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根本不把議會下院放在眼裡，而上院卻不斷地頒定為下院所反對的新稅種以支持俾斯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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