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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名副其实的现世报，”弗兰妮曾说，“正要爽到最高点，就冲进来一只熊要宰人。”

“老实说，甜心，”苏西说，“我猜有些人当场就爽出来了。”

这些客人该不会非要熊帮忙才“爽”得出来吧？我想。但我们年纪太轻，这里有些事我们永远也不会懂。就像从前万圣节那些鬼魅，弗氏旅馆的人们在我们眼中永远难辨虚实：至少妓女和她们的恩客如此——还有那些激进派。

老比利（激进派那个）一向最早到。跟爱荷华巴布一样，他说自己年纪大了，不能再把生命浪费在睡觉上。他到得太早，有时甚至会跟最后一个妓女擦身而过。这妓女自然非尖叫安妮莫属，为了自己和黑女儿的将来，她干活总是干得最辛苦。

苏西都在清晨时分睡觉。天亮后，妓女的麻烦比较少，仿佛日光能保证大家的安全——虽然不见得真如此——而激进派通常要到日上三竿才开始吵架；他们大部分是夜猫子，一整天都在写那些宣言、打恐吓电话，甚至彼此攻讦——“因为找不到更实际的敌人。”父亲说。毕竟父亲是个资本主义者，还有谁会想象一间完美的旅馆？除了凡事要求安定的资本主义者，还有谁会想住在旅馆里，经营这种不事生产的事业，贩卖睡眠——这种跟工作无关，就算不是娱乐，至少也只是休息的商品？就父亲的想法，激进分子比妓女要笨得多了。我想，母亲死后，父亲熟悉了欲望和孤独带来的痛苦，也许还暗自庆幸旅馆里有这么一门“生意”——妓女自己的说法。

父亲也不是很同情那些意图改变世界、铲除人类劣根性的理想主义者。这令我很惊讶，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正是某种理想主义的化身——但父亲显然宁可跟劣根性赛跑一辈子，也不打算做任何改变。父亲始终没学会德文，所以与激进分子不相往来；相较之下，妓女的英文要好得多了。

激进派的老比利会说一句英文，他喜欢逗莉莉、搔她痒，或给她棒棒糖。“美国佬滚回家。”他总是慈爱地对她说。

“这老家伙真可爱。”弗兰妮说。弗兰克则试着教老比利几句他可能会喜欢的英文。

“帝国主义走狗。”弗兰克说。但老比利总是把这句跟“纳粹猪”搞混，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听起来怪极了。激进分子里英文说得最好的人叫菲格波（Fehlgeburt）。弗兰克告诉我，那是“miscarriage”的意思。

“你是说，违反正义的误判（miscarriage　of　justice）？”弗兰妮问。

“不是，”弗兰克说，“另一个意思，跟宝宝有关的。”

大家都喊她菲格波小姐（Fralein　Fehlgeburt）——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流产小姐”，但她从未怀孕，当然也没流过产。菲格波是个大学生，取这名字是因为东西关系论坛另一位女性成员的化名叫做“怀孕”——她倒是真怀过。史芳格小姐（Fralein　Schwanger）——也就是德文的“怀孕小姐”——年纪较大，差不多跟父亲同年；她从前怀孕的事在维也纳的激进派圈子相当有名。史芳格以她怀孕的经验写过一本书，然后又写了一本（算是续集）——关于去堕胎的书。刚怀孕时，她在身上贴了一个亮红色的标志，写着：“我怀孕了（SCHWANGER）！”下面还有字体一样大的问题：“你是孩子的爸吗？”后来印在书的封面上，轰动一时。史芳格把版税全捐给了激进运动，后来堕胎——然后写书——又成为大家争议的话题。直到现在，她的演讲还能吸引不少人，车马费用依然一概捐出。史芳格那本关于堕胎的书在1955年出版，正当占领时期结束，因此她把孩子打掉的事就成了奥地利挣脱外来强权的象征。“孩子的父亲，”史芳格写道，“可能来自俄国，也可能来自法国、英国或美国；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