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5 页)

意、视若无睹，但其实，唯一触动他们极大愤怒（这在一群以帮助别人为旨趣的人物身上相当突兀）的，只有这个不断指责他们“空虚”、“不上进”的德育教授。在赵尧舜又一次“骚扰”他们之后，顽主们的愤怒爆发了：

“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马青从桌后跳了出来，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说。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个什么人。”杨重双手握着拳哆嗦着说，“要不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打人得进公安局付医药费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弄不好要养他一辈子就像无端又多出一个爹我早冲上去了。”

“可我实在想打，我顾不了那么多不想想办法我只好和你们俩对打。”

“好吧，这样吧。”于观猛地站起，握着双拳往外走，“我们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衅。”

“真舒服，真舒服，老没这么干了。”

马青、杨重摩拳擦掌、一脸兴奋地跳跃着跟在后面。

街上，三个人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地毫无反应，他们只一眼便明了自己的处境，高傲地仰起头，面无表情地变线起开。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觉。

之后，一个经典的细节出现了。顽主们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欣喜，以致开始向社会发出挑衅：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挑衅以对强者的依傍告终，正符合王朔所说的“打别人咱也不敢”。王一川对此的分析是：“这些‘俗人’在行为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通过把实际行为转化为语言调侃行为而成功获救。具体讲，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受挫或遇险时，往往转而通过其擅长的调侃行为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这就保障他们能最终获取语言的狂欢……在‘俗人’那里，行为的狂欢必然要最终转化为、落实为语言（调侃）的狂欢。他们的行为狂欢实质上正是语言的狂欢。”这种语言狂欢，包括王朔所有小说中大段大段地戏仿/化用“政治话语”，针对的正是几十年来“政治国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传统。它一方面构成了“对被调侃对象——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产生消解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政治话语深植于王朔的内心，对“最高指示”及与此相连的政治国家传统“充满感激和缅怀之情”。（《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而祁述裕也指出：“他以轰毁一切的权威话语的方式来牟取话语权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来表达市民阶层低层人的声音，通过将底层社会人的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描绘来显示这个阶层的精神优胜，为这个阶层获得权力话语提供合法依据。”（《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1987《顽主》（5）

王朔语言狂欢中的这种悖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遮蔽性地误读，肯定者多强调其边缘身份与消解功能。到了1993年，因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引发了再次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调换了年龄位势。长者王蒙延续着80年代末对王朔的称颂路线：“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