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5 页)

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但相对年轻的一批知识分子则已经感受到世俗化浪潮与犬儒主义、欲望叙事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巨大冲击，他们对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王朔已经不再怀抱同情、共鸣的心态，而是把他当作了一个“破坏者”，甚至称为“色彩斑斓的毒蜘蛛”。如张德祥认为“在金钱强化着人们的金钱观念、强化着个人利益、冲荡着道德价值的同时，他们的人生哲学正与这种强化不谋而合，无疑得到了社会响应，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金钱化、利己化、实用化、世俗化”（《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张闳则指出调侃一切的姿态“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着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征”（《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在整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变身为新的标靶，被作为“市民文化代言人”遭受痛击。

王朔后来在自述中自称为“通俗小说家”，而且通过不断抨击港台流行文化如武侠小说、流行音乐来区隔“两种通俗文化”。这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定位。王朔身上确乎有一种“大院子弟气”，表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其实不乏一种自我精英化的色彩。回头看“顽主”，他们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在传统上升管道封闭之后，转而诉求以叛逆姿态寻求民众支持的另类救赎。正如王朔的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王朔小说的某一方面被放大、定型，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社会意味。

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如作品中对政治语汇的反讽性使用，对虚假崇高的调侃性再现，都体现了大众话语与政治话语长期积存的矛盾对抗。而由于政治话语的转变和大众话语的意识形态化，二者在某些层面上达成了一致。如在以民间方式制作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为例，《渴望》在刘慧芳身上寄托了一种理想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使痛感商品时代人情冷漠的观众得到观赏性满足，但电视剧刻意淡化了刘慧芳的现代背景和内心矛盾，而仅仅是呈现了一个传统型的无怨无悔的贤妻良母形象，这就抽空了刘的行为背后的现代性伦理依据，使角色染上了“无私奉献”的乌托邦色彩，从而掩盖了形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编辑部的故事》则摆出了嘲弄世象的姿态，但并不是将这种嘲弄引向对现行社会机制的怀疑和反抗，而是让矛盾最终自行得到解决（制造伪劣产品的商家良心发现，闹离婚的夫妻言归于好）。剧中人物虽然大都玩世不恭，但对政治话语如主编训导、法律判决，都表示了绝对的顺从，也从未为政治话语所伤害，充分展现了王蒙对王朔“机智”的赞许：“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躲避崇高》）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但它对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依附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延伸阅读

王朔《王朔文集·谐谑卷》，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

王朔《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张德祥、金惠敏《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