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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時到維也納各占領國閱覽室去走一走，從讀者人數來試圖衡量哪個國家在這種文化衝擊中取得最大勝利，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不管陳設得如何別具匠心，琳琅滿目，在夏季前來參觀閱讀者少，在冬季，最暖的房間裡面人數最多，這或許不是不耐人尋味的。維也納人對於如此慷慨提供給他們的東西的確並不那麼目眩神迷。在這個領域內，他們至少是並不顯得寒傖的。他們本身繼承了豐富的藝術遺產，而從被占領的最初時期起，他們就決心把這份遺產完整無缺地保存下去。奧地利臨時政府在其決心重建中表現出現實主義的精神，即從最低層（從下水道著手）向上發展來重建戰爭廢墟。它在宣布立即著手重建歌劇院（對於這一任務，它感激地接受了蘇聯的幫助）。在供給電影院和戲院的特殊用電量方面，也顯示出既很情明又有創造力。當西方盟國到達時，可以看到音樂和歌劇已經重新演出了。通過歌唱家和音樂家頑強堅毅的努力，出現了奇蹟，在1945年和1946年的整個嚴冬季節，上演了優美壯麗的歌劇，舉行了一次次音樂會，演出了一出出戲劇。你可能在《菲德利奧》聽到&ldo;囚徒合唱&rdo;，演員們穿著令人傷感的襤褸衣衫。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貝爾森和茅特豪森集中營中的景象。你可能看到莫扎特的《費加羅》在化裝舞廳的狸紅、雪白和金黃的彩飾中搬上舞台。你也可能見到盟國對奧委員會的四國成374員。其中有些人也許在下午的會議桌上爭辯過，晚上卻和奧地利的各階層人士一起在音樂廳聆聽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演奏。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盟國對奧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出現的，有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恢復維也納這個頭等重要的國際藝術中心的往日聲譽，還可以使戰後不久那個時期的艱難困苦尚能為人所忍受。

盟國對奧委員會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存在價值，可向其成員提供機會，從人性的角度親身領略戰後歐洲的現實。就此而言，這個委員會在許多方面與其他出國工作的代表團或委員會比較，自然沒有什麼不同。大戰結束後，幾乎在歐洲的任何一國都駐紮過的英國士兵，能夠親自從流亡者、難民、飢餓、疾病和貧困等方面看出戰爭的含義。在柏林，他們同樣能夠充分地與法國、美國及其他盟國的國民結識交往。具有起碼的政治頭腦的人都不會不知道他每天所見到的人有什麼總的想法。可是在維也納，因為這個城市規模較小，而盟國占領的目的又表現得比較溫和，所以在個人交往方面，可能具有別處少見的親密，而對於民族性格和觀點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樣更為嚴峻的氣氛中有可能進行得細緻些。即使蘇聯占領軍比別國部隊受到更嚴格的控制，他們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蘇聯官方宣傳更為真實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圖景帶回俄國‐‐誠然，從蘇聯歸國士兵再教育過程的報告中明顯地看出，蘇聯當局對於他們的公民第一次與外部世界接觸可能發生爆炸性後果這一點是非常了解的。拿破崙故爭期間，特別是拿破崙失敗後聯合占領巴黎期間，俄國人和西方接觸，對俄國十九世紀的革命運動起了強大的推動作用，這種革命運動的第一次公開爆發是1825年由軍官們領導的流產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誰知道長期與西方接觸會產生什麼後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後，西方又一直是蘇聯占領別國時不可避免的夥伴。在蘇聯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利用接近蘇聯在歐洲的占領區和西方之間的邊界這一有利條件而投奔西方尋求政治避難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們認識到本國政府多年來有計劃地欺騙了他們，不讓他們了解375 西方民主國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這個問題的確不是無足輕重的。關於西方觀念對其國民思想所產生物不可避免的影響，克里姆林宮對此可能引起的長期後果驚慌到什麼程度，我們猜測一下倒是挺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