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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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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的原因,现在公认是私人事件(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与政治和革命无关,以往把鲁迅到厦门的选择解释成政治压迫与事实不合。

有时候我们会很奇怪,鲁迅何以会对一所自己并不很了解的私立大学产生那样的恶感,而且把这些感受具体写在非常私人化的信件中而且还公开出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当时在鲁迅的观念中,确实已存了一个“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但考察这一时期鲁迅和胡适的相关言论,没有发现胡适对鲁迅的议论,但鲁迅在私人书信中确实有对胡适的议论。

1927年4月28日,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曾详细述说他在厦门大学的经历和感慨,其中有这样的话;“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

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说:“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的很干脆:没有说这话。”

《两地书》四二中说:“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算可以谈谈的了。”

《两地书》四六:“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倾、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

《两地书》五八中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本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

《两地书》六六中说:“山根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划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以往研究者只是较多使用《两地书》中的史料,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史料,以此判断历史事实是不够的。鲁迅对厦门大学的评价,如果与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几封信对读,研究者大体可以看出当时较为真实的历史。

顾颉刚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也不高,但他对当时鲁迅生活处境和厦门大学教授间的矛盾和纠纷的评价,显然比鲁迅公允,就是对鲁迅本人,顾颉刚也出语平和,在私人信件中始终以“鲁迅先生”称之,而且是正面评价。他对胡适说:“鲁迅先生受了广东中山大学之聘,向厦大辞职。他是很得学生信仰的,大家觉得他走了非常可惜,因此怨毒钟于刘楚春,说他的走是刘氏夺权的结果。”

《两地书》出版时,鲁迅曾对原信作过删节、修改甚至个别信件重写过。而顾颉刚、台静农给胡适的信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史料,是后来研究者公开的,与历史当事人无涉。从史源角度观察,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和《两地书》手稿不是一个类型的史料,而凡经修改的史料的史料价值是降低的。

《两地书》公开出版时,把一些真人姓名隐去,用化名代之。鲁迅说:“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化名的起法,也极见鲁迅风格,他使用了一些训诂、谐音及对仗的思维,但基本是贬损的方法。如顾颉刚称“朱山根”,陈万里称“田千顷”,黄坚称“白果”,陈乃乾称“田难干”,黎锦明称“乌文光”,陈衡粹称“田平粹”,潘家洵称“辛家本”,等等。据川岛说,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中,也对当时厦门大学的生活有所影射。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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