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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陸權的使用受離海洋遠近的影響；與此相對應，在任何海陸交匯之處，陸上環境也制約著海權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在性質上受制於陸權的大小強弱。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現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處、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島嶼及海岸對戰略的影響上以及象直布羅陀這樣的海峽及蘇伊士這樣的運河上。在所有這些情形中，陸權對海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國際水道被陸上軍力截斷之處----如巴拿馬地峽，或這種截斷由於陸地的毗鄰而極易發生之處，也可見到上述情況。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斷的威脅，蘇伊士大運河是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所在；從地中海通往波斯灣的鐵路----這無疑反映了亞洲的發展前景----也顯示出了這種情形。

考慮到陸地和海洋作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點以及它們交匯之時的相互作用，無疑的是，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使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於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交通越方便，運輸量就會越大，財富相應地也就會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體地體現出來。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須對保持並促進有利的環境備加關心。也就是說，從商業交換中獲得最大好處的國家最希望商業能不斷發展，而商業的興衰又受和平與戰爭的左右，於是，藉助海洋進行貿易的國家把和平作為首要的利益所在。實際上說商業國家的利益在於和平已是老生常談了。這些國家確實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時訴諸戰爭的準備，以此來推行它們的和平政策，不過就此而言這樣的軍事準備本質上應是防禦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也是出於以下原因：由於這些國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並對其更具控制權，它們對爭端地區的陸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強於其邊界和這些地區緊鄰的國家。由於海軍對內陸採取強制行動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軍要藉助於政治智慧；而海軍作為用於防禦的軍事工具，對於一個國家的自由權利也不構成威脅。

如前提及的，俄國的統治範圍綿延甚廣且團為一體。再加上俄國離開放海域遠之又遠，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陸路來完成與亞洲多爭執地區的大量交通、聯絡任務。由於陸上自然條件如此惡劣，很難想像它們能由哪種政治擴張的進行而得以改善。這意味著，即使俄國現在抵達了海邊或是能夠很快做到這點，由於這些抵達點與俄國中心地帶過於遙遠，它們之間的聯繫歸根結底還要主要經由陸路。所以就俄國的幅員來說，海上貿易的好處只會波及離海岸較近的地區，而這些受益地區由於相對較小也就不會達到通常海上貿易所導致的發展水平。而且，因為瀕臨的是內海，上述地區又可能遭到敵國封鎖之害。單單看一下達達尼爾海峽以及波羅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這些情況表明，如果陸地與海洋交通的比較優勢及其影響的確如上所說，俄國在財富積累方面就處在了不利地位。換句話說，俄國缺乏促進其人民----他們既是獲取財富的工具，也是支持獲取財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這是事實，俄國順理成章地就會心懷不滿，而這又馬上會表現為侵略----厭惡任何國家擴張行為的人最喜歡用這個詞。俄國必然會不斷推進，而這又充分顯露它的最終目標。如彼得大帝廣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國時常擁有有組織的推進計劃，可以謹慎地考慮這些計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國對自身明顯需要的認識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動不安。這些或許是亞洲局勢中最大的獨一無二的因素，可以這樣來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國領土從海上貿易中受惠，而這些領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