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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在中國、埃及和任何有著大量人口的地區，旨在實現全面的文明化的發展只能由業已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來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非議。不過，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這些地區，無論是對民眾還是對現存的政府而言，還不具備實施必要變革的能力。於是就有這樣的問題：這樣的變革要在什麼樣的推動力、在什麼樣的種族或組織的指導下進行？其答案取決於外部力量之間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競爭。這場交鋒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為各國的政治行為是相互對立的，而該行為正是起關鍵作用的不同國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鬥爭的表現與性質如何，是發生在爭執地區本身還是其外部、在陸上還是海上、是通過和平競賽還是戰爭，問題的解決終要取決於力量的均衡。尚不能進行預測並不就意味著無需對形勢認真分析。十分相反，決定結果的不僅有那些未知的東西，也有思維傾向。面對不斷出現的緊張，通過仔細考慮問題的重要性與性質、並確定所期望的目標，就能給予上述傾向以慎重的引導。這對於有著共同利益的海上強國更為重要。這些國家沒有統一的領導，能否協調行動----做不到這點，它們就不堪一擊----就看能否準確地認識有關問題並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區，不存在象中國的長江那樣的一條水道以使內地與海洋相通，雖然在敘利亞和卡拉馬尼亞的海岸有一個靠近英屬賽普勒斯島的折進內陸的海灣。因此，該地區內陸的發展----這是使當地人民進入國際社會的前提----只能藉助陸上交通，尤其是鐵路。在沒有可供大型船隻航行的水道的情況下，文明就以鐵路為中心擴散其影響。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直接參與，鐵路建設就將主要由私人企業實施，而且優先建造的將自然是難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線，尤其是在那些位於地中海與波斯灣之間、易由海洋抵達的國家。不管一條鐵路走向如何----這主要取決於當地的考慮，它必須迅速發揮政治和戰略作用。這就必然會激起出於軍事與商業原因的對築路特許權的爭奪。

海上強國如果對它們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認識，就應認真防止它們之間的上述競爭演變為敵對。如果真地這樣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長遠的總體觀點對眼前的具體行動產生了良好影響。鐵路給擁有它的國家帶來的日常好處會觸動鄰近的國家，這樣，後者也會逐漸加強鐵路建設，使大量領土資源得到開發。如一個占優勢的海上強國擁有這些資源，它就會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贅言，在所談及的地區，均有著豐富、優良的軍事原料。

上述分析說明了北緯30至40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其可能變化。從其中可以簡明地推斷出：儘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對其未來也需早作定奪，但以利凡特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有著大得多的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係到歐洲、印度和中國----不用說還有相對獨立的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除非英國和德國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否則它們不會讓利凡特與波斯灣成為一個潛在敵手的海軍基地所在，尤其是當後者在太平洋地區和它們發生嚴重對抗之時。由於上述航線從始至終相對狹窄，所以依託在其左右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爾他、亞丁和波斯灣，可以對這條路線進行有效控制。對該航線稍作迂迴也不能抵銷這些據點由於比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國握有控制權。一旦過了西西里和馬爾他，海上形勢隨地理與政治力量的分布狀況又有所變化。這一地區的當地國家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將來會不會有則要看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對英國和德國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