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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在處理中國問題之時，首要的目標是：1防止任何外部國家或國家集團處於政治上的絕對控制地位；2堅持門戶開放，而且是在超出對這個詞的一般理解的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應在商業上開放，也應對歐洲的思想和來自各個領域的歐洲教師開放，不過後者應是自願來華者，而不是某國政府的代理人。就實際意義而言，向中國施加思想上的影響遠勝於僅僅給予它商業實惠；而且對歐洲國家說來，中國變得有序而強大而與此同時卻又沒有為在歐洲凌駕於物質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觀念所薰陶那確實是件危險的事。所以，對傳教活動的強烈反對理所當然是荒謬之極的，這和對和平的發展與進步的追求完全相背離。在歐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義和任何哲學或科學工作一樣在精神和道德領域發揮作用，並且共同構築了歐洲文明。雖然基於量和質兩方面的估計，關於基督教在歐洲的影響的性質與程度有著不同的意見，但影響確實存在是無可否認的。從純粹的政治觀點看，基督教思想、教義和歐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動有著同等的進入中國的權利，而一些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冒犯也不應被當成將基督教排除於中國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鐵路並不是一種基督教活動，但卻觸怒了許多中國人，只不過他們由於這種行為已被其政府允許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罷了；而中國政府對傳教活動的同意卻不能促使中國人對基督教士洗耳恭聽。在中國的貿易開放上的每一步進展都是憑藉壓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壓手段就是戰爭。商業借直接或間接的暴力來開闢道路，而思想，無論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論的自由而傳播。

既然當前的世界歷史正處於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而中國漫長的變化趨勢也處於了一個將決定未來前景的轉折點，那麼對美國來說，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認真考慮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應扮演怎樣的角色並如何為此做好準備。這種準備是目標和能力兩方面的。目標上的準備是一個精神和道德過程，它使我們首先制定何為正義、何為不當，然後再仔細選取一個行動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項政策，它是粗線條的但目標十分明確。能力上的準備是物質行為，包括兩個相關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準備；2按照政治形勢的切實需要來削減義務。這能使我們節省下力量並將其補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們應全神貫注地考慮政策和能力這兩個主要方面。就中國而言，最近在那兒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件已促使我國政府就它的目標與原則發表了一個宣言，申明我們在現在及將來都將繼續執行業已體現在過去的行動中的政策。對我國人民來說，他們現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設想一個什麼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們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們的良知，是否符合他們的是非感，是否體現了他們對於現實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對我國的現行政策可做如下闡述：我們堅決要求獲得平等的商業權利，同時將努力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以及獨立選擇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權利，我們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除非發生了在國際範圍內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過在闡明這個政策之時，我們無法迴避的事實是該政策和透過具體行動和基本趨向而表露出來的其他國家的政策並不一致。對這些差異用不著大驚小怪，但絕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將其作為對我們的政策有所影響的因素而加以考慮。這種影響不是表現為使我們的基本原則或對於中國的具體政策發生動搖；而是表現為我們需要針對這些分歧做好充分準備，並判斷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對外問題不值得過於較真。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毫無必要地過於投入是自我麻煩，由此而生的枝節只會妨礙我們或普遍人類的利益。

簡而言之，我們並沒有什麼把握能得到隨&ldo;門戶開放&rdo;而來的商業利益，除非我們為爭取中國的開放而付出應有的努力；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