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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首先關注的還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結構。早在1927年魯迅就在《再談香港》一文中這樣描寫他所看到的香港社會：&ldo;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l;高等華人&r;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l;土人&r;，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rdo;〔21〕以後他又在1929年所寫的《現今的新文學概觀》里如此寫到他眼中的&ldo;上海租界&rdo;‐‐

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22〕

我們在第十一講中曾經談到，魯迅曾在《燈下漫筆》里揭露了中國傳統社會裡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級制度：&ldo;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rdo;〔23〕;現在他在中國的現代都市社會裡又發現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級制度的再生產，這自然是意義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由這樣的上海租界的社會結構，引發出了對文學發展的一種結構的揭示：&ldo;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rdo;〔24〕這裡仍然是以某一外國作家為中心，存在著某種依附的關係。‐‐魯迅是主張對外國文學實行&ldo;拿來主義&rdo;的;但問題在於這種&ldo;拿來&rdo;必須是&ldo;放出眼光，自己來拿&rdo;，是具有獨立自主性的;如果變成一種頂禮膜拜，一面附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於國人，那就形成了一種文學的等級關係。

在魯迅看來，對西方的這種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ldo;友邦驚詫&rdo;論》里，他這樣揭示中國的政治結構‐‐

怎樣的黨國，怎樣的&ldo;友邦&rdo;。&ldo;友邦&rdo;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ldo;越軌&rdo;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ldo;友邦人士&rdo;的希望，否則，他就要&ldo;通電各地軍政當局&rdo;，&ldo;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藉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rdo;了。〔25〕

這裡所說的&ldo;黨國&rdo;正是準確地概括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政權的國民黨&ldo;一黨專政&rdo;的本質。而&ldo;黨國&rdo;儘管有著表面的獨立，實際上卻是依附、聽命於&ldo;友邦&rdo;即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這樣，魯迅在30年代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結構中都發現了一種&ldo;半殖民性&rdo;。這就是說，中國3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是與&ldo;半殖民地化&rdo;相伴隨的：對這一歷史事實是不能迴避的。

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生產出了許多新的社會典型。

首先是&ldo;西崽&rdo;。魯迅在《&ldo;題未定&rdo;草(二)》里，專門為其畫像。魯迅說上海灘上洋人的買辦、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惡並不在於他的職業，而在其&ldo;相&rdo;。&ldo;相&rdo;是內心世界的外在表現：他覺得&ldo;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rdo;。所以魯迅說西崽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