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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族主義運動外，荷屬印度政府所面臨的主要國內問題，就是華人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涉及到國際方面。散居在東印度群島的華人計有一百二十五萬。這些華人和在其他地方的華人一樣，是這個國家裡的經紀人以及錫1

礦和種植園的勞工。隨著中國國內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國民黨政權的建立，中國政府對他們的海外僑胞愈來愈積極地關心，而且不分&ldo;新客&rdo;（即來自中國的移民）和&ldo;僑生&rdo;［即印（尼）華人〕，都一視同仁，根據中國的子女國籍取決於父母國籍的原則，他們統統都是中國公民。這種情況本身就已經是夠麻煩的了，但1937年中日戰事的再度爆發，又帶來了新的困難。中國政府立即號召海外華僑提供財政援助。荷屬印度政府雖然允許推銷和認購中國公債，但不准採取群眾行動或宣傳。華人則進行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至於同日本的關係，日本在貿易蕭條時期對荷屬印度的商業滲透已成現實，當時日元的貶值和荷蘭人的繼續依附於金弗羅林均有助於日本的商業滲透。1933 年，日本在荷屬印度的進口總額中所占的份額已達百分之三十二，而日本購買的荷屬印度產品只占其總額的百分之五。於是政府採取行動，強制規定限額，這才為荷蘭和其他西方國家挽回了不少市場。然而對那些只買得起日本廉價商品的本地人來說，當然是不會沒有損失的。

荷蘭人對日本駛入荷屬印度各島之間的海域進行貿易的商船日益增多，也很擔憂。為討論這一問題，原定於1935年在神戶召開航運會議，由於日本堅持以日語為會議官方語言而破裂，致使荷蘭同日本之間產生了摩擦。不過翌年還是達成了一項兩國間劃分航運業務的協議。11939年前的兩三年，即1937年3月，在日本眾議院發生了一件在荷日關係上突出的事件，當時民政黨的櫻井兵五郎說，荷屬紐幾內亞是不發達地區，他問日本政府可否考慮同荷蘭政府展開談判，以便取得該領土的永久99租借權，作為解決日本人口問題的手段。日本首相林銑十郎將軍回答說，此事將予以審慎考慮，但又接著說．日本對荷屬印度沒有領土野心。1937年，日本外務省的吉田丹一郎訪問2

了荷屬印度，顯然是想消除荷蘭人的恐懼，他們擔心1936年的日德反共公約11930年荷屬印度有二十四萬二千歐洲人和在法律地位上與歐洲人相同的人（後者包括歐業人、七千日本人和將近九千本地人）。見范登博施，前引書，第7頁，

1見《概覽，1926年》，第464‐465頁。

2同上書，第404頁。

有著將荷屬印度劃分為其勢力範圍的秘密條款。3到那時為止，日本的&ldo;南進政策&rdo;還只是傳說，但日本於1939年4月1日對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占領就突然使這一政策具有現實性了。此舉使日本更靠近荷屬印度。並降低了香港和印度支那法國海軍基地的價值。美國不久前又決定了以1946年為菲律賓的獨立時期，4這也使荷蘭人感到關切。

儘管已有種種不祥的徵兆，荷蘭政府在1939年還是沒有準備同別的國家結成聯盟來保護荷蘭的領土。荷蘭曾於1935年強烈支持對義大利的制裁，5但制裁失敗後，它便退回到奉行自己的嚴格孤立和中立的老政策。1939年夏天將在新加坡舉行的法英防務會議，雖然把荷屬印度的安全列為討論的主要議題之一，荷蘭首相卻認為，最好還是向公眾和世界作出保證，荷蘭將不派代表出席會議，因為那是不符合荷蘭的絕對中立和孤立的政策的。

總之，荷屬印度在1939年的頭幾個月內是有種種理由為其未來擔憂的。國土處於完全孤立狀態，就現代軍備而論，又是毫無防衛。1一旦發生戰爭，政府也絲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