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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二伯母是老鸨子，他看透了那些伤害女性的行当，憎恨旧社会摧残女性的那些悲剧，所以他坚决让我吃文艺的这碗饭，不让贪小。我小的时候连辫子长了他都让我拆了，他怕我学浮华，怕我羡慕人家美，挣不义之钱。在我父亲和二伯父的教育和影响下，再穷我都表现得很刚强，从不做那些让人指着我脸红的事。你要贪一个东西，你就能舍弃一个宝贵的东西，最没出息。小时候，我受的教育一直对我有好处。人家都吃白馒头，我在后台吃窝头，从不觉得可耻，我从小就这样。

另外，我懂得疼人。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可能也就十三四岁，我从小学京戏，13岁才开始拜师学评剧，一年后我就成小主演了。这个天津劝业场现在还有呢，六楼有一个评剧戏院子，叫“天乐戏院子”，那里的财主叫“大老窑”。他这个戏班为什么不倒呢？因为他后台有一大锅饭，谁都愿意到那儿吃饭去。过年过节给白米饭，平时就是窝头，过年过节我就在那儿吃饭。唱戏就是这样，只要会唱戏就有资格吃饭，我舍不得吃，把我的这份饭装进饭盒带给我爸爸吃，他老吃窝头我心疼。天长日久“大老窑”就知道了，他说你在这儿吃着还要拿回去？我说我没有多拿你的，我就拿我一个人的，我吃多少就盛多少，管事的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说我拿回家不行，逼着我，我说不拿回家不行。

这个时候正是过年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是演小孩的，但我是个万金油，我可以哪缺哪补，我能唱彩旦，能唱三合脸，唱小生，彩婆子我也能演，所以离了我不行，我知道他离了我不行。他眼睛瞪得凶极了。我小的时候懂得再凶你也需要我唱戏，他瞪眼，跟我就火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饭到家里去，我就不干了。我把饭都倒到那个盛饭的大笸箩里，就从六楼往下跑。他岁数大，又很胖，追不上我。他一想我要是真不干了，他还真不行。我挣钱少，又唱戏多，干的活可以说是转一圈，甚至场面上没人打梆子我都能打。

他追到楼底下把我拉起来，从此许我把米饭往家里盛。那个时候，真是这样的，自己得有点本事，才能降得住这些人。我绝不赶着你，你让我唱戏，值这仨钱就给我仨，多了我不要，少了我不行。戏班对付财主就得这样。但是，我到台上就规规矩矩演戏，发着高烧也是这样，烫得扶到人肩上就把人吓一跳，照样演戏。病得一点劲儿没有，发烧也不休息。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性格，能坚持。

我追求文化也有很逗的事。旧社会很讲假面子。我虽然没有文化，也没钱，穿一件仁丹士林的蓝布大褂，但是我有一只笔。我也学着人家有文化的人，把这支笔挂到大襟上。这是什么笔呢？是我从财主垃圾堆里拣的一个笔帽，我把这个笔帽别在我的大襟上。走到哪儿生怕人家拉我这个笔，发现它原来只是一个笔帽。我就想，万一人家拉我的笔帽我就说笔丢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带一根笔，人家就会说你有文化，认识字，戏班里就尊重你。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3）

我的大褂是晚上洗白天穿，都洗出白丝来了。鞋破了怎么办？就打包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在人前不丢丑，干干净净。父亲说在家吃窝头，出了门打肿脸充胖子，吃窝头嘴上抹点油，就说我吃的是一个肉丸的羊肉饺子。旧社会就得装着，你越穷越被人看不起，没人同情你，穷人就得挣点面子。到13岁，我姐姐就走了，出关了，二伯父一家搬走了，我学京戏唱京戏没行头，也没有后台了，唱不了了。京剧行头什么都贵，但是评剧的行头比较便宜，用绸子自己做点沿边的衣服，另外我自己会绣花，画花样，绣彩鞋，绣衣服。这样呢我就能勉强在评戏班里学戏，我一唱就受欢迎，因为我聪明，不外行，是戏班里长大的孩子。

我14岁就唱主角。那是旧社会，有一位主角闹别扭，嫁了一个人，逃跑了，我就